刘铮说："我想有计划地完成中国人的三部曲。第一步的'国人'是现实，第二部分的'三界'是文化，而第三部分就是有关历史的。我已经有了构想，也开始准备了，但还没正式拍。我要完全地作历史照片，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排演，像拍电影一样拍，以表现我对历史的看法……第三部分是用8×10的大机器来拍。我的机器都买好了，是一部古董，木头制的相机。"下面的一个主题是"一种更主观，更深刻的东西。题目是《革命》。"当然，还是用安排的手法。他解释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什么界限，比如生和死、虚和实、真和假。到底我们现在是生的，还是死了之后才是生的，这个谁也说不清。我只是比较好奇，想感受一下离死亡近一点的状态。于是从医院到车祸现场到刑侦现场，我都站在那儿，想让自己接受它，想知道这死是怎么回事。蜡像也是一样，原本很假的东西，传达的却是真信息，说不好到底是真还是假。这种界限模糊了之后，我拍起片来就非常自由，不再受形式的局限?quot;刘铮的拍摄不是要模仿人生，而是在搜觅着鲜活人生的对等物。他用图像的内在秩序在图像中完成了自足的文本。它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真实--被"他自己"所需要的真实。静物、风光、蜡像表述了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两个世界间的统一性与矛盾性。这些静物、风光、蜡像瓦解着现实又逼迫你思索着现实。他撩拨着人的沧桑意绪与悲观意绪。这一种拍摄思路使我们的观念既内嵌又凸显于被摄物中。既然生活有虚构性，那图像为什么不能有虚构性？面对这些虚构性图像，刘铮是一个导演者、感受者和对感受的强调者。很多时候，他只是以一种混沌观念的趋向，去包裹被摄物。此时，他自己也是一个无言言说者。
在"三界"（人鬼神）中，他用导演的办法去混淆现实与历史。他在幽思冥想中找到了他自己的戏剧化的叙述方式。他说："我发现'三界'更能体现我想象的发挥。我觉得人的想象是应该有翅膀的，不该受任何束缚……化妆。我特别对人的化妆着迷。化了妆之后，整个意义与原先的就完全不同。人结婚要化妆，在舞台上要化妆，在舞台下也要化妆……"刘铮在小型化的事件中还原着他的概念和抽象。站在批评家的位置上，面对着粗野、痉挛、唐突，面对着反讽、揶揄、隐射，面对着道德压抑，病态人格，社会的赘疣和夜晚有狼的风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会完全迎和着图像的振幅。
刘铮作品《革命》
被强暴后的喜儿
美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