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术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照相机就是洋鬼子带来的摄魂器，他们的目的就是来吸取国人的魂魄，只要被照相机那么一照，魂魄就没了。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只是愚昧的国人对先进科学的恐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结结实实的道出了摄影的一个重要属性：侵略。
当然这里的侵略只是发生在未经被摄者同意的情况下的拍摄，例如街头摄影，例如纪实摄影，例如新闻摄影。
对于摄影记者来说，他们在接近真相的同时又会不遗余力的想要记录真相，侵略于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对于摄影记者来说，记录真相的同时如何保证真相的准确，对于他们这是一个新闻伦理的问题。
就在上周，国外摄影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时间吵的沸沸扬扬，各大主流摄影网站都争相报道，我也在公众号里介绍了这一事件。
这几年迅速蹿红的纪实摄影师 Souvid Datta 被扒出在其早期作品中抄袭复制了已故摄影大师 Mary Ellen Mark 的一张照片中的形象，而作为自己纪实摄影的一部分。
剽窃是摄影伦理的道德核心，甚至不光是摄影，在任何文化创作领域，都是不可容忍的。这些年来在微博上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为了一己私利偷别人的图然后说是自己拍的。
不光是如此，Souvid Datta 的作品还触及了纪实摄影的另外一条红线，虽然这是很多纪实摄影师都喜欢去踩的红线：弱势群体（性工作者）。
NPPA（注：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全国摄影师协会）总裁 Melissa Lyttle 曾经写到：「根据 NPPA 的道德准则，视觉记者应该尊重被摄者，并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考虑和同情。作为人类，我们有道义也有义务不要去伤害。」
但现实中，这里往往只是一条模糊的界限。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广岛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四个月内杀死了大约 十四万五千人（其中一半在爆炸当天死亡）。摄影记者 松重美人（Yoshito Matsushige）在当天拍下了唯一已知的照片。
在 1986 年广岛和平纪念博物馆的采访中，松重说到：「我看到（所有这些所遭受到的破坏），我想到要拍照，但是当我准备好相机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面对现场的惨烈，面对那些可怜的随时都会死掉的孩子，我根本不能按下快门拍下他们的照片。」
Photo by Yoshito Matsushige
在让心情平复了二十分钟之后，松重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相机拍下了两张照片。
「我感觉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他们以为我不去帮助任何人，而只顾着自己在拍照。」
当听说传记作家，同时也是摄影师的 Howard Bingham 拒绝为自己的好友拳王阿里拍照——因为阿里经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场失败——的时候，传奇摄影记者 David Burnett 对自己说：「不要因为这些情感放弃了记录，那是不得不去拍照的时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界限却比你自己以为的要模糊的多」。
Howard Bingham 和拳王阿里
当 Burnett 和 Nick Ut 站在同一条土路上，面对惊恐的奔向自己而来的被火烧伤的孩子的时候，Nick Ut 抓住时机，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潘氏金福。
潘氏金福 by Nick Ut
这张获得普利策大奖的照片公布之后，因为这张照片的可怕，和对战争残酷的淋漓尽致的描述。迅速转移了美国人民对于越战的情绪，使得美国国内反战声音高涨。
Nick Ut 在接受名利场杂志的采访时说：「我几乎拍了一整卷 Tri-x 胶片，但是当我看到她的皮肤在被火烧的几乎要脱落的时候，我放下了相机，我不想让她死，我必须要帮助她，我把相机放在了路边。」
事实上在潘氏金福照片被拍摄下来的前六个月，Burnett 就已经发现自己再也无力按下快门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残酷。在 1971 年 12 月的时候，Burnett 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去拍摄印巴战争，他在一个名叫 Kulna 的小镇上遇到了一个被俘虏的巴基斯坦人，而在这里，俘虏的命运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当我走过房间的时候，我拿起相机想要拍摄其中一名囚犯，他的表情是我见过的最吓人的脸，因为他的恐惧，因为他渴望的眼神，他迫切的想要让我知道他现在的处境，毫无疑问，他面前的这个外国人，这个拿着相机的外国人，最有可能成为他的救世主。他就这样凝望着我，那一刻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看着他的眼神，我发现我失去了可以推动我按下快门的新闻能量，我无法继续拍照。」
2016 年 3 月 22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受到了恐怖分子的炸弹攻击，记者 Ketevan Kardava 在这里拍下了一名受害者的形象，Jet Airways 的乘务员 Nidhi Chaphekar，炸弹的冲击波已经将她的衣服撕碎。
Photo by Ketevan Kardava
随后，批评家们猛烈的抨击了这张照片的剥削性质，在霍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Sandip Roy 写到：「Kardava 正在尽自己作为一名记者的义务，记录一场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生活的悲剧，媒体正在做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去做的工作，找到一个悲剧的形象（来表现惨烈）。而唯一没有选择权的人就只能是照片中的人。」
然而，图像的快速传播也使得 Chaphekar 的家人知道她还活着。
就在不久之前，叙利亚活动家，同样也是摄影师的 Abd Alkader Habak 放下了照相机，去帮助在轰炸现场的人们。「现场是可怕的，尤其是当你看到孩子们在你面前哭泣的时候。」Habak 告诉 CNN，「所以我决定和我的同事一起把我们的相机放到一边，去抢救那些受伤的人。」
在同一个场景之中，摄影师 Muhammad Alrageb 觉得他必须要记录，他在面对 CNN 的采访时说：「我想要拍照，因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记录下这一刻。」
如何建立摄影师和被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名纪实摄影师需要重点去考量的问题，「尊严」、「尊重」这样的词语也常常伴随着摄影师如何去处理他们的主题。
只有当你想要拍摄的对象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拍摄并且同意你拍摄的时候，才能在双方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同时摄影师们应该要明白，突发新闻是个奢侈品，并不是总是会等在那里被你拍到。
当决定要拍摄可能会面对道德挑战的场景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求指导在线等，没有人会帮助你，你必须要在当下自己决定自己是否要拍摄。
更多的广岛核爆的照片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核武器是有多么的恐怖？如果 Burhan Ozbilici 在 Andrey Karlov 被暗杀的那一刻放下了相机，我们是否能够知道真实的可怕？当摄影师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都选择放下了相机，我们是不是只能从写作者煽动性的言语中感受这个世界被「包装」后的真实？
Photo by Burhan Ozbilici
就像 Burnett 说的那样：「我一直认为，照片，特别是好的照片，必须要有一点灵魂和人性来配合摄影师的技术。摄影师总是在作为一个人类的人性中尝试寻找平衡，但是这里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这一切都是你的感觉。有时候你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只是一名摄影师。」
对于每一种看似明显的情况，可能都会有数十种模糊的伦理困境在等待着摄影师，评论家都是无情的，他们也不会感受到现场的残酷以及摄影师所经受到的心理创伤。他们只会坐在自己舒适的沙发上，听着音乐，品着红酒，然后积蓄自己圣母般的心情，操起键盘，对你大肆批判。
你只能独自决定，是否要拿起手中的相机，去记录眼前的真实。